记得那天她梳了个大麻花辫，老长，在木椅靠背上戳出一只尾巴。

    夕阳红彤彤的，打窗户灌进来，像泼了一碗血。

    我大汗淋漓，叫了声妈。

    她没反应。

    我又叫了一声，她才侧过脸来，却很快俯到了桌面上。

    当时我尿急，也没多想。

    打厕所出来，母亲还趴着。

    我顿时一个激灵，快步走过去，轻拍了下她的肩膀。

    母亲嗯了一声。

    我问咋了。

    她还是嗯。

    我只好在对面坐下，犹豫片刻后，攥住了她的一只手。

    指针滴滴答答。

    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母亲抬起头来，冲我笑了笑。

    她两眼滴血般通红，我不由一凛。

    母亲很快扶住额头，说别看，害红眼呢。

    我说咋了嘛。

    她说没事，就是太累。

    我有些急，吼着问到底咋了。

    母亲板起脸，拍了拍桌子，说真轴呢你，都说了没事，看你书去。

    我不依不饶。

    于是母亲说高考结束后告诉我。

    很奇怪，当她以某种语气说话时，所有人只能服从。

    然而高考后的狂喜和焦灼把一切都冲到了脑后，直到成绩下来的那天晚上我才想起这茬。

    当时一家人吃烧烤回来，父亲在前，我和母亲在后。

    天热得有点夸张，我目所能及的所有男性都光着脊梁，连母亲都把长裙裙摆挽到了一侧。

    满大街响彻着《生命之杯》，尽管那年所有足球都叫飞火流星。

    像天热就要流汗一样自然，我问母亲那天咋回事。

    她反问我哪天。

    我说那天。

    她笑笑：就普通流感啊，早好了。

    就是这样。

    夫妻关系这种事我大概永远搞不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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